《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作者李兰妮访谈

　　写作的缘起

　　记者（以下简称"记"）：2005年的时候你的抑郁症得到控制了，结果因为写这本书复发。写的时候你就会预见到回顾痛苦会更加痛苦，为什么还是要写？
　　李兰妮（以下简称"李"）：2005年我的抑郁症从重度转成中度了，本来没有想写这本书。但是比较麻烦的是，我的一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知道我曾经深度抑郁，就偷偷摸摸地打电话问："我这样是不是得了抑郁症？"都要我来分析，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教授、高官、巨富、自己赤手空拳打拼出来的"富姐"，但是也有普通老百姓。
　　最让我感到必须站出来说话的是那些孩子。有时候我去广医二院找心理科的龚主任，发现很多父母拖着孩子来看病。我就问他，怎么他们那里一下子就"火"了，男女老少都跑来了，连小孩子也来。他说，现在的小孩有很多心理问题，家长不懂，总以为这些孩子是调皮，不喜欢读书，或者以为孩子学坏了，其实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是抑郁。当他们刚刚有抑郁萌芽的时候，如果父母有这个意识，马上主张专业精神医生的介入，吃一些辅助的药，就可以很快缓解这种情况。但是父母没有这个意识，弄得父母痛苦孩子也很痛苦。
　　自杀已经成为十九至三十四岁年轻人死亡的首因。看看深圳去年的数据，交通意外910人，但是自杀是2000人。这个事情如果还不重视，这个数字的增长是翻倍的。德国的精神病普及专家努贝尔说，德国的患者都只有30%的人接受过心理治疗。德国对医学、尤其是精神学研究是非常超前的，他们的状况都如此，那中国呢？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10·4%的人有抑郁症，那在中国就有1亿多人。
　　记：身边这么多人有抑郁症，于是你想用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帮助他们？
　　李：我写这本书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很多杀人案件、暴力案件，都很恶劣，那些杀人的人中有些被认为是品质还不错的人，平时邻居还说他挺乖、挺沉默的。大众和媒体分析这些恶性案件时，总是找社会的原因，比如失业啦什么的。其实这只是个诱因而已，他抑郁到了一定程度，就两个通道，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自杀。没有人知道他的生理方面也出了问题，没有人看到他的伤口，他自己也看不到。
　　不看清自己的病因，不找专业医生介入，你怎么呼吁都是没有用的，你没有点到根上。如果还不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已经是不可控制的了，那下一代呢？
　　记：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疾病成为了一种隐喻、一种丑陋，一种道德缺陷"，成了最不好的东西了，得病的人好像人格都低人一等了。
　　李：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连你自己都这样看自己，没有正确的声音、公立的声音，你该怎么办？
　　记：你以前也逃避吗？
　　李：最开始，我不愿意承认，心想我怎么会得抑郁症？我以前以为抑郁症完全是心理问题，以为就是想不开、发愁，肯定会死掉。但是我就不知道抑郁症分生理的和心理的，也有混合型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一定要药物治疗，中度的用一些比较安全、副作用小的药，而且用的时间不长，大约三个月或者半年就可以了。而轻度的呢，只要心里知道，进行辅助治疗，包括信仰治疗、宠物治疗、香薰治疗、认知疗法的治疗等等，就可以了。
　　关键是要看到这一点：这个世界上有10·4%的人有抑郁症，但是大部分不知道，或者是逃避病情。如果我们这一代还不重视，到了你们这一代，或者是你们的孩子那一代，就泛滥了，很难再制止了。到那时，你物质生活再好也没有用，你挣钱可能远远不够看病的，美国有研究数据表明抑郁症等精神疾障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多达数万亿美元。

　　写作的内容

　　记：这本书包括四部分，是一种很新的文体。主体部分是你在患抑郁症期间为治疗而作的《认知日记》；针对自己的疾病，你试图从家族历史、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梳理疾病、精神暗伤产生的原因，因此另有对这些内容展开叙述的"随笔"部分；还有是关于抑郁症治疗方面的西方权威书籍、资料的"链接"部分和"补白"。为什么这样设置？
　　李：放在书里的共有82篇日记，每一篇后面我都附着随笔，想告诉别人我原来也抑郁，我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最早我打算写个十几万字就可以，第一，给病人看，告诉大家认知疗法很简单，看我就是这么写的，你照着来就行了，有没有复发都可以做。第二，这是一个"病历"，可以给精神科医生看，因为他们未必有这种资料。
　　但是我写着写着，就觉得不对，我觉得应该把我看的书，书里面一些精彩的阐述，都应该链接下来。如果我不链接的话，我没有公信力，谁知道我是不是瞎掰的？就连我丈夫都说："你们作家说话，谁相信啊？"另外我还想表示的是，我链接的不是艺术想象的作品，而是具有世界权威性的作品，我希望他们去看看这些书。到了后来，我发现应该把我被压抑的童年也链接进去，因为这里面也有童年的伤痛在里面，一个人要找到抑郁的根源，必须从童年、从家族里去找；现在有多少孩子被学校、家庭、父母压抑着，我就必须把我的童年链接上去。再写下去，又发现不对，因为这些链接显得有些跳跃，不完整，我就又写了个补白，把这些连在一起，让它们有个关联。
　　记：你描写童年经历的散文是你以前创作的，带有比较强烈的情绪，而现在写的都十分客观、冷静。
　　李：对。我八几年、九几年的文字，带着那石化的心境，包括对待家人、对待人世的态度。到现在，掌握了很多写作技巧，但反而发现这个时代技巧已经玩到不能面对公众、面对自己了。所以我跟出版社的人说，我的这些文字不需要雕饰，如果要修改，只删掉一些不必要的。最初想到的，是最接近潜意识的生命本质的东西，我们所进行的修饰，实际上是对社会、现代文化的迎合，是有"伪饰"、有虚荣的。我说你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来看，我的作品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它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平常。非洲的木雕为什么让人震撼？因为他们平凡。为什么象牙的东西那么精致，你却不为所动？因为它不真实。为什么精神病测试通常在三分钟内完成，一些心理测试都要求你不假思索？因为就算是稍加思索，也已经加上了"伪饰"了。虽然我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诚，但是我希望我尽量真诚。
　　记：你觉得这本书写出了你想说的吗？
　　李：其实我想说的很多很多，这本书只是我想表达的十分之一。第一是因为写的时候我抑郁得没法写下去了；写到最后，我就想站在十几层楼上跳下去。第二，有些痛涉及到我的家族，例如我的外婆，她也抑郁，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在医院，她要出院却没人接她回家，只能直接转到养老院，十几天就离开人世了。我必须顾及某种的反应。
　　我当时就想，我为什么活？我为什么要为你们活？这是最难受的。我一方面通过这本书告诉别人抑郁症是可以走出来的，但是现在我等于是又深入虎穴，又开始抑郁了。
　　我的朋友李媚体会到我另外那十分之九更让人疼痛的经验。不过她劝我不要再写了。她觉得我承受不了，而应该是所有有抑郁症经历的人来补上那十分之九，因为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不一样。我只想告诉大家，精神的"非典"每天都在发生，比"非典"死的人多得多了，但是大家都视而不见。为什么？第一，人心很冷漠，不是自己的事不会去关心，他忙着赚钱去了，惟利是图。第二种视而不见是害怕，他知道自己心里面有这种东西，他害怕，不敢去梳理它。第三呢，他不具备这种知识、不具备这种训练。

　　写作的作用

　　记：那普通人看这本书的时候会不会越看越抑郁？
　　李：不会不会。伊丽莎白·斯瓦多说过，"阅读关于别人的抑郁经历能够帮助你减轻抑郁"。
　　记：这个方法对你有用吗？
　　李：非常有用。
　　记；对你的帮助主要在哪里？
　　李：帮助我正视抑郁症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原来别人也这么抑郁，我这个病并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旷野无人》的名字有好几种含义。其中最简单的，就是抑郁病人就像在旷野似的，没有亮光，也没有人。他看不到一个人，就感觉只有他自己，很孤单、很恐怖。但是你读别人的经历时就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抑郁，它是一个很常见的病。如果你是中度可以想办法减轻，就算是重度患者也可以争取"不死"。打个比方，有一次我家里被盗了，很害怕。之后我的一个朋友说，她被抢劫的时候，被人掐着脖子拖着走，她哭了一天。我听了以后，一是很同情，另外我自己的心里也好受些了。
　　记：终于写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李：我是2007年9月23日中午1点二十几分写完的，写完之后我就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因为我一直怕完不成。然后一直都不敢看，我《后记》都没有写完，因为写到那里的时候我都要崩溃了。
　　记：书的主体记录了你进行认知疗法的过程。
　　李：我2003年4月开始吃药，5月份的时候症状就减轻了。抑郁症的一个表现，就是我在现实中很混沌、很恍惚，常常会做白日梦。周围的这些人和东西，我以为不存在，发生的事我也会经常记不住。有时我的先生迎面走过来，我都是视而不见的。比如我刚刚吃完药，过了一分钟我就忘记我有没有吃。刷牙也是，有时候是我这次刷牙的感觉与上次的感觉在某一点上相通了，我才会想起我已经刷过了。
　　但是梦境很清晰，包括梦里面人的脸，我和他们的对话，都很清楚。这些人生活中我可能从来没见过，像从另一个世界和我相遇。幻觉、幻象、幻听……这些时刻干扰着我，没办法。后来我试着写《认知日记》。我把它写出来，它就不会干扰我了。我有一台黑色的IBM电脑，每当我写完把它关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都在那里面了，像魔鬼被装进了所罗门的瓶子。
　　《认知日记》的好处就是，把一天中无论多小的事情、高兴的不高兴的都记下来，你就会变得清醒一点。我既不看电视也不看书，音乐也不听，但我为了自救，只好坚持写下来。
　　记：你觉得写下来确实有用吗？
　　李：有用。很快就有用了。我第二年的5月份做的测试已经变成中度了。写到第二年的8月份，就基本上复原了。中度就已经基本可以自控了，我就停了试试，觉得我可以不必做了。我是2004年8月停的，2005年我觉得我过得还可以。

　　第二篇·李兰妮的抑郁症

　　李兰妮的性格

　　记：你写这本书把从小到大的经历又回顾了一遍，其实你是在找自己的病因。你觉得你的抑郁症跟童年经历的关系有多大？
　　李：我童年的忧伤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应该从我还是胎儿时期开始，就是说我还没出生就应该有了。我觉得我的母亲当时并没有做好生下我的心理准备。她刚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她并不想马上生孩子。
　　记：你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李：李媚帮我写的《后记》里就说："很多年前我就跟李兰妮说过要打开自己。"很多朋友都说过，"我们想哭的时候，我们委屈的时候都想找你来谈。你什么时候在我们面前哭过？" 我乐意听别人的诉说，曾经是"别人诉苦的垃圾桶"，谁受了委屈都会冲我大哭一通。他们在我这儿哭完了之后都精神抖擞，走出去之后都是乐呵呵的。然后我就会默默地为他们担心，觉得帮不了他们。我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钱去帮他们，也没有办法帮他们去挡这些伤害。我觉得"我只为别人受伤"。
　　记：是啊，能让别人放下心里的负担，你自己应该也很高兴。
　　李：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我不大可能打开自己的心扉向别人倾诉。这与我在军队长大有关系。我五岁的时候，因为备战，父亲带我来到深圳的内伶仃岛，孤岛上家属很少，有知识的家属在大城市，像广州、佛山等，都不愿意跟着丈夫去孤岛。如果一个人没有故乡，没有社会关系，会怎样？我哭的时候不会像别的小孩那样叫"妈妈啊--"，连爹妈都不叫，我的事情没法跟任何人说。
　　记：在你朋友对你的描述里，都说你是个很乐观的人。
　　李：对，我说我毕竟得过癌症，使劲地破罐子破摔，就像有人说，这丫头得了癌症就像中了六合彩一样，还到处说。我说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刚得癌症那时候，很多人很小心地给我打电话，"听说……"然后就不好说下去了，我就知道人家既想安慰我又不好直说，我就瞧明白了，我就说："对对，我得癌症了，得癌症了。"然后我又看见人家看到我都躲躲闪闪的，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
　　记：在常人看来，你算是很顺利的，本应该快乐才对。
　　李：我1999年就拿了正高职称，在那个时候，五十岁以前的人拿正高是很难很难的，我刚四十出头。写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什么都非常非常顺，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快乐？
　　记：你在书里说，1987年你写《池塘边的绿房子》时，"正遭遇红尘滚滚，内心非常抗拒成为深圳人"。"从1987年到1997年，作为一个深圳的'文化人'，是我深感无助无望的时期。"最抗拒的是深圳哪部分内容？
　　李：回答这个问题既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复杂就像李媚说的，"我希望你写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她知道我作为文化人在深圳曾经是很边缘的。但是我说我在这本书里完成不了，因为我光是对付抑郁症这个东西就要完蛋了，没办法表达我对深圳这个城市的看法。但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你，我当时很抗拒成为一个深圳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我可以信任谁？我不相信任何人。
　　记：你有深深的不安全感，这是你抑郁的主要原因吗？
　　李：这是最直接的原因。我得癌症做手术的时候，连我父亲都不能来看我，说是怕受刺激，一想到癌症血压就高达220。他是打过仗的人啊；我先生每天要上课，只能下课后来看我。这也是很多现代人得抑郁症的原因，第一，没有安全感；第二，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第三，所有的东西都在匆促变化，还有就是信息泛滥、道德体系崩溃等各种因素。所以那些不富裕的人就想我们一定要买东西，一定要让自己确定下来。这也是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的心态。那些三十多、四十多岁的人的想法是，我现在还不够有钱，我的位置还不够高，我一定要加油加油。但是富人也同样没有安全感，觉得可能一觉睡起来什么都没有了。

　　自杀的念头

　　记：如果让你用最简单的话描述抑郁症的感受，你会怎么说？
　　李：这是一种没有伤口的病，但比所有的病都更痛苦。我看到安德鲁这些人的书，里面说"抑郁症人是看不到伤口的"，我当时真想和他握握手，真是"难兄难弟"。
　　记：很多抑郁症患者控制不住地想自杀。
　　李：在那时候，我眼里的死神是俊朗的，青春美丽。我没有办法，我信仰上帝，有承诺，不能自杀。我原来跟上帝说，你让我得癌症又得抑郁症，然后安慰我，实际上是让我来做安慰的天使，是让我来作见证，去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是会变好的。但问题是你越是要作见证，那些邪恶的东西就越要来打击你。就是说，你的愿望越大，受到的阻力也越大，就越想自杀，想背叛你的承诺，想了断。
　　记：那时候会是什么情形？
　　李：我听说瑞士军刀是世界上最好的，最锋利的。刚好有人送了我一盒，里面有一把瑞士军刀和一把瑞士水果刀。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抱着那个盒子到浴室，想给自己"放血"。我为什么放血？因为我不能自杀，不能割腕，你割了你还得去缝针。
　　我用刀来回地在锁骨下静脉血管那里划，划了很多道印。控制不住的时候，我就自己抽血，用这么大的（比划着）10毫升粗的大针筒，给自己抽血，放血。让血顺着胳膊或腿一直流。抽得我的手臂、腿、脚上到处是血管被针尖戳破后的大片淤血。抽是抽了，但是尽量不能抽到要害。我当时就是太想抽了。
　　记：你就是想缓解一下？
　　李：对。我不是想死吗？我抽晕了不就没有气力去想死了？而且我抽完了以后，就让血顺着针眼往下流，流得越多越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割腕吧还要去医院缝。
　　我也想过跳楼。我当时站在楼上，很想往下跳，很想死，就希望有人把我打晕好掉下去。我自己骗自己说，我不是要跳楼，我是要上去看看。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抑郁的时候我不敢上去，那么高仰着头看我都头晕。
　　我心里很怕别人看到我，怕被人传周某某的老婆要跳楼，所以我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才上去，下雨的深夜爬到顶楼的栏杆上面，那时候没有人看到我。看着下面，我告诉我自己，我其实不想跳楼，我其实就是看看。我看到下面的树在摇动，好像说"下来呀欢迎欢迎"。第二天，天亮了，那种想跳的欲望更加强烈，就像是洪水来了没办法，堵住了，要找到出口。而且这时候抽血都等不及了，我就是想一刀划开。这时候我就拿着那把瑞士军刀，对着浴室里的镜子。因为我以前做过静脉血管瘤手术，知道静脉在哪里，用刀尖对着它，我自己骗自己说，我并不是想自杀，我就是想试一试瑞士军刀是不是最好的军刀。
　　我先用长的那把。不行。后来我对朋友说，瑞士军刀让我很失望啊，它一点都不锋利。我是用刀尖挑下这样划，我觉得不行，它比较钝，不好使。我很失望。后来用那个短的，短的尖头要锋利一些，我就很高兴，我想，这个还像话。但是有点失望的是，它比较短，当时我就想，它一刀切下去不够一刀切两条血管的。我就想象着，这一刀能不能切断三根血管？最起码两根应该可以弄断，但是我发现不行。
　　只有那个瑞士水果刀很锋利，比较好使。我使劲划、使劲划。我掌握着力道，第一不要流血，会被家人发现，第二要有痛痛的感觉。我就划了一条条的血印，一堆一堆的。再往下划的时候，就快要出血了。
　　记：这种肉体上的痛苦是不是能够帮你从精神痛苦中解脱出来？
　　李：这是个好办法。我以后不行了、挺不住了就来划。然后我就强迫自己把刀收起来。而且我养的那条小狗狗，每次我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它就会跟过来，不断地挠门。

　　吃药和信仰

　　记：各种原因引起的抑郁都可以靠药物治疗吗？
　　李：首先要分清楚这个抑郁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有些人也抑郁，但是各种各样的抑郁加起来不是很重，然后由于各种因素缓解了。但是很可能过几年碰到什么事后又犯了，这时他可能需要吃一些药。有些人轻度的时候及时吃药，三个月就能够慢慢好了。轻微抑郁的时候就让专科医生介入，可以很快地调整过来。第二，要靠专家来分析，一定要去看专家。广东省头颈科的权威专家曾告诉我说："李兰妮，你一点也不抑郁，你放心。"但是他不是精神病学这个专业的，他觉得我很乐观，还说像我这样乐观的癌症病人极少。
　　记：你书中很多地方说到信仰对你治疗的帮助，这会不会显得功利？
　　李：最困难的时候、最撑不住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拼命地喊，上帝救我上帝救我。我不是心里喊的，是大声喊出声来。我当时太想跳了，我不能看见那个阳台，望着它我就想跳下去。信仰会让你心安，给你心灵一个依靠。只要不是时间很急比如开会什么的，每天早上我都要祷告。为很多东西祷告，我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祷告、为世界的和平祷告、为广东能够"以人为本"而祷告（笑），为我父母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而祷告，还为我这一天能够开心地活着而祷告。包括在我写的过程中，有时糊涂了，已经没法写了，我就祷告说，"主啊，其实我糊涂了，我已经不能写了，我自己都混乱了，你就让圣灵来写吧！"所以写到最后我是稀里糊涂的。
　　记：研究《圣经》前后，你最大的转变在哪里？
　　李：我以前一直都有一种心理，就是我凭什么要为我的爹妈活着？我有一种怨恨，小时候你们那么忽略我，等你们老了，闲着没事干了，就整天扒拉着我做这个做那个。得了癌症以后，我很认真地想过"我是不是问心无愧"，问心无愧我就可以走了，而且有人也跟我说李兰妮你该得的也都得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上帝造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他的使命。"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远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懂，但是慢慢地发现，一有了信心，你肯定就有了盼望，而盼望怎样去体现?你就要有爱。我受了很多人有意无意的伤害，不要去以恶惩恶。这几年我受的苦难，就是为了让我去做这件事。另外，还有个好处，我真正做到跟我父母和解了。我从心底里头原谅理解他们了。我觉得我小时候受的这些苦难都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这是我很大的一个转变。
　　记：你写到最后那两页的时候，引用了《圣经》里约拿的故事，说每一个人生下来就必然有一项他要完成的任务，注定要做的事情。你觉得这本书是你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李：我为什么让田惠平写后记呢，就是前年12月份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的癌细胞血流信号丰富，有点复发危险，劝我赶快确诊，去做手术。我当时就面临着一个写不写下去的问题。我不要做手术，因为我一做手术就肯定写不下去了。同时，我觉得我不能再悠着写了，得赶快把它结束，不管说得清楚还是不清楚。赶快把这件事做完，完不成的以后再交给其他人。但是很奇妙哦，我写完了以后，去年12月我详细做了彩超，今年1月15号去拿我的体检病历，医生说可以不做手术。我一下子就解放了，我就心想，那说明上帝还要留着我作见证嘛。
　　记：那你有没有想过做更多的事情？
　　李：我最欣赏《圣经》里的一句话："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我在书里面重复了两次，李媚就问我有没有必要重复两次，我说要，就像音乐似的，像梁祝经常会有这个主题曲出来，这是我灵魂中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来回地划自己，贺绍俊就建议我说，我没写的那些以后可以作为小说的素材等等，后来我给他回复了一条短信说，这是我的绝唱。我说我完成这个，我可以走了。我那个时候就有强烈的可以走了的感觉。
　　记：你写这个是为了真正帮助别人走出抑郁症，首先你自己应该走出来啊。
　　李：我不想自杀死，我很想我最后是得癌症走的。
　　记：你想很自然地走？
　　李：对。很自然地走。我那时候就想我完成了。但是，上帝呀，你能不能接我回去呀。比如说，让我出门让车撞死，或者是让我癌症自然死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死。田惠平来深圳的时候跟我说，"李兰妮，我支持你死！你如果太痛苦，你就走，我祝福你！"我们当时本来是坐着的，我立刻上去就握住了她的手，我说，"田惠平，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人、一个朋友理解我已经痛苦到了极致了。这是祝福啊。
　　田惠平对我说，我看这本书最大的启示就是颠覆了我对死亡的看法。她说我现在对死亡已经可以接受了。中国人对死亡都有畏惧，大家都那么怕死，那么不敢去正视死亡。我就对她说，我不怕死，死神对我来说是俊朗的，他很可爱。他真的是一个美少年，他是青春的，美丽的，真的。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怕死呢？

　　第三篇·李兰妮看抑郁症

　　家庭的精神基因就像一棵树

　　记：我刚刚打车过来的时候，车上的电视刚好在放两个自闭症小孩的故事。有资料说自闭症很大程度上是基因方面的问题，那抑郁症呢？
　　李：我后记里最后有一句"田惠平，你来接力吧"！她是中国第一个自闭症教育研究所所长，是美国《读者文摘》推荐的"今日英雄"。为什么最后我没写完的部分让她来写，因为抑郁症和自闭症同属精神疾障，是在一个大范畴内的。而且，到目前为止，自闭症和抑郁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世界上还没有共识。像基因、各种各样的压力、信息泛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等等，这些都只是医生的猜测，但是都不能作为定论。像田惠平就说，她和她的丈夫都非常聪明，她儿子怎么就得了自闭症？就是搞不清。
　　记：看了这么多专业书籍，又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自省之后，你觉得抑郁症最需要正视或纠正的是什么？

　　李：很多病人都偷偷摸摸的，好像是见不得人似的。李欧梵（注：著名华裔学者）就说，华人世界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很少关注个人的精神世界，长期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太太会得抑郁症。他们是二婚，大家认识了很多年了，各自离了婚以后走到一起，很不容易，很甜蜜。他太太抑郁症复发的时候他觉得很恐怖。传统文化中就没有探究人的精神病理的传统，现在大家就应该注意了。中国现在不是那种"穷国弱民"了，到了要审视精神隐疾这一步了。
　　这一百多年，几代人都出现了精神的痼疾。我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他们的父辈、祖辈那里就已经有很多东西被压抑了，他们当孩子的时候就不能身心健康地成长，根本就没有机会来接受精神训练、来自省，来梳理、解开自己的精神桎梏。像我爹妈他们喜欢鲁迅的东西呀，但他们不会欣赏鲁迅反省自己的东西，他们欣赏的是鲁迅攻击敌人的东西。
　　记：这代人的病，其实受几代人精神隐疾的遗传和影响？
　　李：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本日本现代短篇小说选，有点似懂非懂，但有一篇记得很清楚，说有一个人被锁连链关在一个笼子里，在马戏团里表演，表演得很好，很受欢迎。后来，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名气很大了，很红了，有人怜悯他，打开笼子，解开他的锁链，以为这样子他会跳得更好，但是他反而不会跳了，不懂得怎么表演了。我就觉得我们的父母，包括我这一代人，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扭曲，失去了让心灵和精神自由的能力。
　　你说像这种人，桎梏时间久了，精神上已经出现了变异。我就想，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变异了，精神基因的传承出问题了。你光讲文化传承，光讲和谐，但精神问题是最根本的……
　　记：没有人清理从1919 年到"文革"这种精神变异的过程？
　　李：对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父母的精神经历和精神之痛、他们的伤痕，最多知道一点点，但是不知道细节。那祖父母就更搞不清楚了，我祖母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再往上就更不知道了。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传承？你连自己家族的精神基因的优点、缺点在哪里都不知道，它出现过什么缺陷、它有什么变异，我们要防止什么、预防什么，连这个都没有搞清楚，你再怎么分析也只能分析到自己的童年了。
　　我问我爸的童年，他不说。去年我问他，他就说"我小时候就读过书嘛"，然后就什么都不说了。那我就更不知道我爷爷的童年了。中国人特别爱瞒事，我小时候第一次感觉有人际关系存在的时候就是在小院，11岁的我发现每一家都有个小院，每一家的小院都很特别，他们都在隐藏什么东西。每一家都在刺探别人的秘密。
　　记：很多人说现代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精神越来越脆弱，这才是各种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你认为呢？
　　李：一个人脆弱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有些朋友的孩子10几岁，20几岁，他们会经常埋怨孩子很脆弱、没有责任心、不努力，"我们当时怎样，这些孩子又怎样"。我就会骂我这些很好的朋友，第一，你自己就不是很正常，因为你们的父母不正常。我的外婆，1911年正好是推翻清朝了，那年她出生，她的母亲就已经找不到北了，不知道怎么当母亲。经过战乱，好不容易到了我们这一代，结果家长们都很神经质，你怎么能够怪你的孩子就"脆弱"了呢？这太不公平了。家庭的精神基因就像一棵树，这一百多年，每到它生长一圈就不断地砍，狠狠地砍，已经快砍断了，都没有给过它修复的时间空间。比如说你的曾祖父还挺得住，不怕风"刮断"。到你祖父砍了一半，它会摇晃，但是他撑住了。到了你这一代就岌岌可危了。到了你的孩子的时候，风一吹就断了，这也就不奇怪了。有些朋友不听我的，说你没要孩子，用不着对孩子负责，所以你就惯坏这些孩子，替他们瞎说。我是瞎说吗？

　　抑郁症应该提高到公共健康的层次

　　记：就是说我们要从精神文化、基因传承的角度去看待很多现代病，而不仅仅是社会原因或心理原因？
　　李：对，我们以前谈精神病都是空的、虚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精神疾病应该和人类、家族的精神基因有很大关系，你的血液里流淌着、继承着几代人的精神隐疾，但不像身体和外貌上的疾病那么明显。比如说你近视，你的父母也是高度近视，那这里面肯定是有遗传的。还有，我的一个小脚趾头中间是没有指甲的，我就听说很多年前，有一支姓李的家族在被朝廷放逐的时候，镣铐从脚趾中间穿过，把他们串起来，他的脚留下了永久的伤害。所以这一支人的后代都有这个印记。我想连这种东西都能够遗传，那精神上的呢？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敢碰它，就是很敬畏，很忌讳。尤其是中国人从来都不认识这方面。
　　记：但这种精神隐疾、精神黑洞已经进入了潜意识、无意识。
　　李：它进入了潜意识，而我们又不愿意去挖掘，去正视。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种，因为童年一挖掘，就面临着对父母、对家庭的关系，就会担心自己的父母受伤害，会觉得内疚，可能反而会恶性循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这是个"雷区"。
　　第二，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相当大一部分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五四"的启蒙是对科学的启蒙，但是我觉得21世纪的启蒙就是要从潜意识的启蒙，从精神黑洞，从基因传承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精神疾病。但是我们不能正面面对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公开地站出来来谈这个事情，从这个角度切入。我觉得小知识分子有可敬的地方，中国以前朝代，中国人的基本教育都是从小知识分子这里得来的的，包括这种善恶观、文化基因的东西，大师很少亲自做这种初级教育。但是小知识分子有那种软弱，国家穷了，人穷了，知识分子的那种锐气几代人下来就没了。第一代像我外婆的外公，他还是有志气的。他想，我是"士"，既然这些统治者不配，我要"出世"就要为国为天下，不必去借钱去"会试"，这样看知识分子在那时候还是有骨气的。我相信那时候他扎根在乡村当一个私塾先生，实际上他心里是平静的，是有一种文学的情绪的。他觉得自己遵从是"大道"，他觉得教这些穷困的孩子知书达理这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另外，中国人害怕审视自己，比如说鲁迅就曾经很无情地"切"自己，人们常常会关注鲁迅对社会、对外部、对人的丑陋这方面的"斗士"的表现，实际上，他是在"切"自己，他是医生出身的。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更深入的认识到鲁迅在精神上"切"自己的一面，普通民众就更不用说了。起码从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说，我觉得他在精神上"切"自己比他的"斗士"更可贵。

　　记：你接触的医生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国际上又是什么情形？
　　李：我2003年第一次看抑郁症方面的书，目前为止，我接触我们的这些精神病方面的医生，给我谈的理论多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不是卡尔霍妮就是弗洛伊德，他们最多看看弗罗姆的，阿德勒的也不多。而现在很多德国的、瑞士的、美国的、英国的研究成果，都是21世纪以后的成果。
　　我们这方面的医生存在的问题就是：以前他们比较闲，没有人敢去找他们看病；现在他们很忙，但是理论水平和临床研究很难与国际接轨同步。病人太多太多，专业医生太少。有些医生重心理咨询，觉得是病人心里想不开。很多是"你丈夫今天欺负你了，你要忍耐一点，不要跟他争。"或者是"今天跟老婆吵架了，女人嘛，让一让她"，等等。我翻箱子时居然翻出哪一年我去看过精神科的记录，是某医院第一个创立这个科室的、当时给我看病的老主任的记录。最后我把那个老教授"忽悠"得他没给我看病，反而我帮他看手相，把他给讲晕了。
　　在国际上，真正把抑郁症从人的偶发性精神疾障提高到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的公共健康这个层次，把抑郁症视为仅次于艾滋的危害公共健康的第二大疾病，并且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才开始进行深刻的、更接近本质的研究，重新来审视这种疾病。它换了一个角度，才开始卓有成就。以前一概把精神病人归结为"疯子"，一概关到精神病院里面。他们都不关心为什么会有这些病，也难以找到根源。现在只要翻译过来的这方面的中文书我几乎都看了，几十本，看到最后，只要一看到"抑郁"两个字我就恶心。我是吃撑了。

    后记

　　初稿完成当天，我觉得特别轻松。第二天开始进入极度焦虑。再往后的一段日子里，所有抑郁症状爆发。
　　我处于矛盾中。一方面我对初稿想当然地不满意，我认为自己可以把它修改成一个成熟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我想也许不经修饰，会让这部作品更具原生态价值。
　　十一月八日凌晨，我作了一个梦。也许是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梦。
　　我梦见来到一个陌生的小城，借住在一户简陋的小居室里。女房主信任我，给了我房门钥匙。房门钥匙孔贴近地面，要蹲下来塞钥匙。我不想拿这钥匙。因为我到小城来，目的是为了坐车翻过雪山到山那边去，不一定回小城。我和一群不相识的人爬上一部重型敞篷货车，我心情很好，向往雪山那边有奇特的风景。车越往雪山上开人感觉越冷。我快冻僵了。但我坚持不放弃。可是车轮开始打滑，我很焦虑，我很怕司机停车，又切切实实地感觉到要翻车了，也许会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正在七想八想时，重型货车突然急速下滑，边滑落边解体，分裂成无数块碎片。车上的人尖叫着飞甩出去。我紧紧抓住一块车帮，我不敢睁开眼睛，不敢想其他人处境会怎样。我想，这回我该摔得粉身碎骨了。我想，死抓住车帮也许滚落会减速。中间一段空白了。梦境中间一段没有记忆。最后一小段梦境是，我站在小城那户人家门口，我发现人家给我的钥匙丢了。我很想进屋歇息，可是进不去。我站在那户人家屋后的小径旁，是近黄昏，不断有人下班路过。我心里很内疚，觉得丢失了那户人家的钥匙到时怎么想人家交待呢？我很疲倦。我很焦虑。我很自责。

　　已是春节前夕，后记无法继续往下写。这段日子里，生命之领与死亡的灵在争战。每一天都在争战。

　　2008年1月15日，要去深圳的医院拿体检报告。凌晨，作了一个梦。
　　前面情形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在深圳的街上，两边都有高楼，一边背光一边朝阳。中间一条马路，马路窄，单行线，没有车经过，行人不多。有几个男女站在背光的路边，交给我一卷绳子，很热心地告诉我到对面几十米处一幢高楼去了断。他们说，快去啊。带上绳子双保险，一定能死掉。他们催我快跑，他们要看我死掉帮我处理后面的事。我兴冲冲一手挽绳子往那幢楼跑去。满心喜悦着急。生怕跑慢了让这些热心人久等。快到高楼门口时，脑子里突然有声音问：你就这样走了？你不用再想一想？急什么！我的脚止住奔跑，慢慢停下来。我犹豫不决地站着，不知自己该想什么。突然我看到手里那卷麻绳觉得奇怪。那么一大卷麻绳，为什么轻飘飘的？也不硌手。不对呀，跳楼和上吊不可能同时进行啊！这些人没脑子。好像……不能听他们的。
　　这时，我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我独自躺在深圳的卧室里，窗外天色阴黑。屋里静森森的。脑后勺发冷。死亡的灵又在发起攻击。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这篇后记。

　　现在是2008年3月9日下午5点零五分，我在作认知治疗。李兰妮，抗抑郁你有进步，一天1片赛乐特，3片阿普唑仑，3片优甲乐。愉快的事：贺绍俊最早看完初稿并肯定此书价值。《上海文学》今年每期选载你的初稿，丽宏兄已寄来第一第二期。朋友们的直接支持对我的抗抑郁非常重要。中国作协将请崔道怡、张守仁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审读专家。3月4号你看到凯雄发来的审稿意见，这本书将尽快出版，由杨柳、刘稚担任责编。好啊。这些都是好消息，对治病有利。不太愉快的事：我仍然没法通读这部文稿。一看进去我就要使劲揪自己的头发，一直揪一直揪，揪得头发痛，越痛越安全，这样就不用撞墙了。放松--！深呼吸。别害怕。交托。李兰妮，我要表扬你，你仍然活着。活着。微笑。你把书的后记交给你的朋友李媚、田惠平来写。你寻找，就找到；你叩门，门就开了。
　　李媚、田惠平，你们来接力吧。

    李兰妮简介

　　深圳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
　　深圳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1985至1989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南京大学作家班读书。
　　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主要作品：
　　影视剧本：电影《澳门儿女》。
　　电视剧《傍海人家》，获“飞天奖”。
　　电视剧《澳门的故事》，获“飞天奖”，获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
　　中短篇小说集《池塘边的绿房子》；
　　散文集《一份缘》；
　　散文集《人在深圳》；
　　长篇散文集《澳门岁月》；
　　长篇小说《傍海人家》；
　　散文集《雨中凤凰》，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

中青在线专稿（Y-02）